我们很高兴这一周能够邀请香港艺术学院署理院长陈育强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并探讨他多年来在艺术教育生涯中的经历，以及艺术系的学生现时面临的情况。
方由美术：方由（简称）
陈育强：陈（简称）
方由: 我们对于你的求学经历感到好奇，可否说一下？
陈: 嗯，有关我的求学经历，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1979年，我入读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入学前我曾经有过一段迷惘期。因为当时如果想念一些创意性较高的本科，一般人会先想到设计系，而不是艺术系。而我当时也是这风潮的其中一份子。
所以，我曾经在香港大一设计学院念过一个学期的文凭课程。因为我很想借此为入读香港理工学院（理工）的设计学系的途径。我最后却阴错阳差地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系。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的际遇及经历都是由不得自己所控制。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契机，而遇上机会后我们才可加以发挥，从而创造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例如当时我是一心想念（理工）设计本科，但是没考上。反倒是（中大）艺术系却给我考上了。然而在念艺术期间，我都有所困惑，就是：我如何将知识学以致用呢?我在美国念硕士课程时候，曾经想过转读设计学系。那是学院中最有名的学系，我认为可以在其中有所得着。因为我从头到尾所关注的创作议题就是：无论是艺术或是设计，我们如何有效地将此成为「经世致用」之学？
所以，当时我在想：如果「艺术」不能影响世人或贡献社会，那可能「设计」便是一个相对有效和直接的途径。我因而萌生学习「设计」的想法。可是，当我的人生历练变多后，我便发现「艺术」亦有其值得珍视的地方。
方由: 你为什么选择到美国进修硕士课程？
陈: 其实我选择到美国升学是一个很直率的决定。我不是念完本科就马上投考美国的学校。我在一所中学授课了约一年后，才有这个决定。
那一年的中学教职生涯里，我看到香港的教育制度已经出现瓶颈。例如互联网在80年代还没盛行的时候，很多有关国外的信息和思潮都不甚流通。香港的学生能够接触这些信息的机会不多，在学校所学的亦有限。当你看过八十年代初从外国回流的艺术家的作品，例如麦显扬等过后，便会对此产生很大好奇。而当你想多了解（作品）的时候，如你不是亲自到当代艺术其思潮发源地探索，你便不会知道其作品当中的究竟。所以，当时我在想：如果「艺术」不能影响世人或贡献社会，那可能「设计」便是一个相对有效和直接的途径。我因而萌生学习「设计」的想法。可是，当我的人生历练变多后，我便发现「艺术」亦有其值得珍视的地方。
方由: 你为什么选择到美国进修硕士课程？
陈: 其实我选择到美国升学是一个很直率的决定。我不是念完本科就马上投考美国的学校。我在一所中学授课了约一年后，才有这个决定。那一年的中学教职生涯里，我看到香港的教育制度已经出现瓶颈。例如互联网在80年代还没盛行的时候，很多有关国外的信息和思潮都不甚流通。香港的学生能够接触这些信息的机会不多，在学校所学的亦有限。当你看过八十年代初从外国回流的艺术家的作品，例如麦显扬等过后，便会对此产生很大好奇。而当你想多了解（作品）的时候，如你不是亲自到当代艺术其思潮发源地探索，你便不会知道其作品当中的究竟。
方由: 你认为一个艺术系学生一定要出国体验艺术（创作）吗？
陈: 其实你要知道自己从事哪类型创作。如果你很想投入在一个全球化底下的一个壮大的艺术范畴，那你的作品便需要(全球化)。如果你想看更多，我觉得需要亲自去现场去看。这个意思就是，不用是互联网去看，而是真实去了解艺术，但最重要的是了解艺术的「生成 」，不是只是艺术语言或者在艺术学院里看到的作品，而是你在整个城市以至整个社会看到的东西，看到它（作品）之前的历史状态。
方由: 你在美国学习时所得到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陈: 其实我藉以身处国外这机会，重新审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并加以用于创作之上。虽然我当时身在美国读书，但我始终不是地道的美国人，对于那些艺术家所创作前卫作品，你即使知道其作品的背后原因，却不能像他们一样创作得这样「地道」。其中最大原因，我不是在开放性及批判思考方式这氛围中长大。所以，当你并不是那种（文化）人 ，你便必须透过在外求学和游历去吸收别人的文化思源。其实我觉得这经历像是借一面镜子将「自己」看得更清楚 — — 意思就是从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同时也看到当中的「转机」在哪，并加以把握。
方由: 你从美国回流后便立刻投身教职吗？
陈: 其实，我从国外归来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教职，而是艺术行政的工作。
那时候我在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工作，并认识了一班我认为是香港最有创意的人。尽管它被视为「左派」机构，但我在工作中看到80年代中期，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开始追求那种「现代主义」跟现在的情况是不尽相同。我认为他当时是真的想开放国家（贸易）。所以，我看到那时中国在改变，而时代巨轮同时也在改变，并且是往好的方面作出转变。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人材同时冒起，例如荣念曾和曾润发等，甚至是一些经济方面的人才。加上我曾主持有关国际经济的学术会议，所以对此有另一种看法。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里有不同的人材投入作业，并且做着不同类型的节目和活动，让我扩阔了自身的眼界，并认识了这群很厉害的人。同时，这个经历打开了我对「艺术」的想象并不只局限于「视觉艺术」。
方由: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教育作为职业？
陈: 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最佩服的人并不是任何艺术家，反而是教育家杜威先生。老实说，我在求学时并没有想过当教师。但是，进入艺术教育这个行业后，我开始相信一个理论：就是「匹夫之勇」及「万人敌」之分。「万人敌」其实是指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并启发很多人。例如「万人敌」运用其「影响力」，造就了很多艺术家的诞生，从而产生很多具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滋润世人心灵。相反，「匹夫之勇」就是你在众人中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并能够创作很多感动人心的作品。两者之间是「众数」和「单数」之分。我认为若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需要有很多不同的条件配合。当中的条件并不一定是你的创作是最好或是个人才华，反而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造就出来的结果。所以，我宁可在一块更大的田地耕作（投身教育事业）并培养更多艺术人材，暂时放弃艺术家的个人「光环」。
我认为在学术科目方面，一般人甚少会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论述其艺术作品。而作出论述的人，似乎就只有艺术史家和艺评家。可是，他们时常产生的问题就是 — — 他们似乎并不完全了解创作过程当中真正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作为一位艺术教育工作者，我经常将这个责任和岗位，放在自己的角色（教学）当中。
方由: 拥有高等艺术教育学历，对于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来说重要吗？
陈: 现在有关艺术教育的问题，好像就是拥有一个学位成为了必要条件。
其中的主因就是整个艺术界的「讨论」和「生产（作品）」，都是受高等教育的框架影响。例如近十至二十年的比较出色的艺术家，他们全部是学院派。加上愈来愈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进入艺术圈，例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经过这些思潮与艺术融入过后，一切都变得「学术化」。所以，我们了解艺术的方式，并不能像以前了解现代主义的方式般个人化。例如当你观赏一幅画后说不能单凭直觉说喜欢与否。因为你需要了解创作者背后的研究成果后，方能定论，整个观赏过程变得具有「知识功能」。现时艺术圈的风潮 — — 如果不接受学院训练，你便不知道如何着手创作，甚至不懂如何欣赏你的同窗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认为「现代主义」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就是你真的不用学习所谓的艺术史或纯艺术（学科），也可以进很创作。因为它追求的是一种带有动物性的（自然）反应的创作方式。所以，当你有太多知识的时候，变相「直觉」便会溜走了。因此，我觉得「知识」和「直觉」之间需要找出一个平衡点。现在当代艺术圈里所流行的讨论方式，是你需要有相对的知识了解作品。若然你不介意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你的作品，而你很真诚地回归「现代主义」所提倡的直接性，以及论述一种不可言喻的创作直观，那其实你便不需要背负学院派的「包袱」。
方由: 嗯，就像尚·米榭·巴斯奇亚一样？
陈: 对的，因为他可以自主并独立地决那个（作品）价值，创造其价值以及创造幸福感。
方由: 现在香港甚至全球都处于如此紧张的状态，你怎样鼓励学生继续学习和创作？
陈: 对于这问题，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回答。因为现在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由年青人主导。当中有很多细节 — — 即是整场运动的操作以及其投入程度，还有对于其他人的日常生活有多大影响等。我作为一个没有亲身参与的局外人，这是一个艰难的判断。尽管，我曾经尝试和年轻人作出一些沟通，但是我觉得自己未必有资格评论他们所做的事。
而且，我作为局外的艺术工作者，反而会开始有点担心，自己还有何等能力继续指导其他人（学生）如何生活呢？那一刻，我真的有点无所适从。但是，我能够肯定现在香港所面临的压力，就是面对这个被称为「国家机器」的对手。它的能力非常强大，而且是以「人」为单位作计算，无论你有没有「大台」（后台）支撑，都是很难应付。不过，相对于一个「国家机器」来说，它只是一个「系统」，这亦是一个有关「强弱悬殊」兵法布局的议题。
一个变得戏剧化的社会，每天也有极具争议性的事情在发生，例如大量的流血事件和残暴的行为，都是一直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所以，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少艺术家分享自己的创作。因为创作基本上已经变得「无力」感染人心。以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一直相信「艺术」某程度跟社会保持着关联。可是，现在我便会开始在思考，例如艺术家进入社会活动后并作出一些社会性的反应，而不是利用「艺术」作出响应，并直接参与这场社会活动并进行抗争。于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面对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其残酷的社会现实来得强烈。我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都不曾见过这样的情况。我所看到的是一种类似战争状态的情况。例如当中的流血程度，是以活生生地弄断你的手作标准，并在传媒的镜头前展示，那我觉得任何艺术行为包括电影也未必能做到。所以，「艺术」在这逻辑里还可以产生怎样的化学作用呢？
如果有一天，我的学生对我说：我创作不了。我是完全明白的。因为，你的创作怎会比在眼前真实的流血画面强烈？
同时我想到，「创作」至少能做到的事是「内向」的传达。艺术一般是可以作出「外向」的表达，例如我不满意一些东西，我便可用艺术的方法表达，或是我可以画一幅画及演绎一场行为艺术等。我觉得不是每一个香港人都能够有着同等的理解，但艺术家作为一个敏感的族群，我觉得他们总需要有途径舒发心情。如果他的工具就是创作，我会明白创作不论是直接针对事件作一个抗争，或是一种逃避（例如我真的想离开啊，究竟想怎样？），这一切都是一种表达方式。我深信「艺术」一直有两个面向，一是向外表达要求，另一面是自我疗愈。我觉得在社交媒体里比较少看到就是自我疗愈的部分。而我经常觉得不一定全部感受都给需要所有人看到。我看到现在的艺术学生对「创作」都有着很多疑问，就是究竟艺术有什么作用？
我同意和明白在艺术家的训练里，有一些思想是被嵌入脑袋之中，例如「现代主义」以后所产生的艺术家，以及整个艺术史的编撰或是对艺术家的看法等，基本上也是偏向「左翼」，「左翼」的意思并不是「左派」，而是倾向同情「弱势」，而艺术家的地位由始至终也是处于「弱势」。艺术家永远都是最敏锐的。我看到有很多艺术家已经转移了阵地，或者重新审视自己所做的作品与当今社有多少关联。当然，「香港」在这些政治事件里面只是一个「初哥」。如果你去过柏林便会明白，观看柏林艺术家的作品时，你会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个城市的创伤严重地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成果，并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样，我便会开始明白，以前观赏一些作品时感到不舒服的原因，其实是自身情绪表达上的一种需求。而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正是对于生活安逸的城市人和艺术家不能明白的要点。我觉得「香港」正在吸取这一个教训。我现在只能够思考「艺术」在这个后创伤时期，到底还有什么功能呢？这件事情终究会过去，但并不是需要忘记。而是，它停下来过后，人们最终因此感到会疲累。那疲累过后，人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这问题值得大家思考。而香港的艺术往后并不会再像以前那般「风花雪月」，一切都会开始变得有份量（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