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高興這一週能夠邀請香港藝術學院署理院長陳育強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並探討他多年來在藝術教育生涯中的經歷，以及藝術系的學生現時面臨的情況。
方由美術：方由（簡稱）
陳育強：陳（簡稱）
方由: 我們對於你的求學經歷感到好奇，可否說一下？
陳: 嗯，有關我的求學經歷，我可以簡單的說一下。1979年，我入讀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入學前我曾經有過一段迷惘期。因為當時如果想唸一些創意性較高的本科，一般人會先想到設計系，而不是藝術系。而我當時也是這風潮的其中一份子。
所以，我曾經在香港大一設計學院唸過一個學期的文憑課程。因為我很想借此為入讀香港理工學院（理工）的設計學系的途徑。我最後卻陰錯陽差地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學的藝術系。我一直認為每個人的際遇及經歷都是由不得自己所控制。每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契機，而遇上機會後我們才可加以發揮，從而創造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例如當時我是一心想唸（理工）設計本科，但是沒考上。反倒是（中大）藝術系卻給我考上了。然而在唸藝術期間，我都有所困惑，就是：我如何將知識學以致用呢?我在美國唸碩士課程時候，曾經想過轉讀設計學系。那是學院中最有名的學系，我認為可以在其中有所得著。因為我從頭到尾所關注的創作議題就是：無論是藝術或是設計，我們如何有效地將此成為「經世致用」之學？
所以，當時我在想：如果「藝術」不能影響世人或貢獻社會，那可能「設計」便是一個相對有效和直接的途徑。我因而萌生學習「設計」的想法。可是，當我的人生歷練變多後，我便發現「藝術」亦有其值得珍視的地方。
方由: 你為什麼選擇到美國進修碩士課程？
陳: 其實我選擇到美國升學是一個很直率的決定。我不是唸完本科就馬上投考美國的學校。我在一所中學授課了約一年後，才有這個決定。
那一年的中學教職生涯裡，我看到香港的教育制度已經出現瓶頸。例如互聯網在80年代還沒盛行的時候，很多有關國外的資訊和思潮都不甚流通。香港的學生能夠接觸這些資訊的機會不多，在學校所學的亦有限。當你看過八十年代初從外國回流的藝術家的作品，例如麥顯揚等過後，便會對此產生很大好奇。而當你想多了解（作品）的時候，如你不是親自到當代藝術其思潮發源地探索，你便不會知道其作品當中的究竟。所以，當時我在想：如果「藝術」不能影響世人或貢獻社會，那可能「設計」便是一個相對有效和直接的途徑。我因而萌生學習「設計」的想法。可是，當我的人生歷練變多後，我便發現「藝術」亦有其值得珍視的地方。
方由: 你為什麼選擇到美國進修碩士課程？
陳: 其實我選擇到美國升學是一個很直率的決定。我不是唸完本科就馬上投考美國的學校。我在一所中學授課了約一年後，才有這個決定。那一年的中學教職生涯裡，我看到香港的教育制度已經出現瓶頸。例如互聯網在80年代還沒盛行的時候，很多有關國外的資訊和思潮都不甚流通。香港的學生能夠接觸這些資訊的機會不多，在學校所學的亦有限。當你看過八十年代初從外國回流的藝術家的作品，例如麥顯揚等過後，便會對此產生很大好奇。而當你想多了解（作品）的時候，如你不是親自到當代藝術其思潮發源地探索，你便不會知道其作品當中的究竟。
方由: 你認為一個藝術系學生一定要出國體驗藝術（創作）嗎？
陳: 其實你要知道自己從事哪類型創作。如果你很想投入在一個全球化底下的一個壯大的藝術範疇，那你的作品便需要(全球化)。如果你想看更多，我覺得需要親自去現場去看。這個意思就是，不用是互聯網去看，而是真實去了解藝術，但最重要的是了解藝術的「生成 」，不是只是藝術語言或者在藝術學院裡看到的作品，而是你在整個城市以至整個社會看到的東西，看到它（作品）之前的歷史狀態。
方由: 你在美國學習時所得到的最大啟發是什麼？
陳: 其實我藉以身處國外這機會，重新審視自己所擁有的資源並加以用於創作之上。雖然我當時身在美國讀書，但我始終不是地道的美國人，對於那些藝術家所創作前衛作品，你即使知道其作品的背後原因，卻不能像他們一樣創作得這樣「地道」。其中最大原因，我不是在開放性及批判思考方式這氛圍中長大。所以，當你並不是那種（文化）人 ，你便必須透過在外求學和遊歷去吸收別人的文化思源。其實我覺得這經歷像是借一面鏡子將「自己」看得更清楚 — — 意思就是從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同時也看到當中的「轉機」在哪，並加以把握。
方由: 你從美國回流後便立刻投身教職嗎？
陳: 其實，我從國外歸來的第一份工作並不是教職，而是藝術行政的工作。
那時候我在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工作，並認識了一班我認為是香港最有創意的人。儘管它被視為「左派」機構，但我在工作中看到80年代中期，國家領導人鄧小平開始追求那種「現代主義」跟現在的情況是不盡相同。我認為他當時是真的想開放國家（貿易）。所以，我看到那時中國在改變，而時代巨輪同時也在改變，並且是往好的方面作出轉變。另一方面，一些國家人材同時冒起，例如榮念曾和曾潤發等，甚至是一些經濟方面的人才。加上我曾主持有關國際經濟的學術會議，所以對此有另一種看法。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裡有不同的人材投入作業，並且做著不同類型的節目和活動，讓我擴闊了自身的眼界，並認識了這群很厲害的人。同時，這個經歷打開了我對「藝術」的想像並不只局限於「視覺藝術」。
方由: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教育作為職業？
陳: 本科畢業的時候，我最佩服的人並不是任何藝術家，反而是教育家杜威先生。老實說，我在求學時並沒有想過當教師。但是，進入藝術教育這個行業後，我開始相信一個理論：就是「匹夫之勇」及「萬人敵」之分。「萬人敵」其實是指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人，並啟發很多人。例如「萬人敵」運用其「影響力」，造就了很多藝術家的誕生，從而產生很多具有感染力的藝術作品，滋潤世人心靈。相反，「匹夫之勇」就是你在眾人中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並能夠創作很多感動人心的作品。兩者之間是「眾數」和「單數」之分。我認為若要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需要有很多不同的條件配合。當中的條件並不一定是你的創作是最好或是個人才華，反而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造就出來的結果。所以，我寧可在一塊更大的田地耕作（投身教育事業）並培養更多藝術人材，暫時放棄藝術家的個人「光環」。
我認為在學術科目方面，一般人甚少會從一個「創作者」的角度論述其藝術作品。而作出論述的人，似乎就只有藝術史家和藝評家。可是，他們時常產生的問題就是 — — 他們似乎並不完全了解創作過程當中真正會遇到怎樣的困難。所以，作為一位藝術教育工作者，我經常將這個責任和崗位，放在自己的角色（教學）當中。
方由: 擁有高等藝術教育學歷，對於成為一個當代藝術家來說重要嗎？
陳: 現在有關藝術教育的問題，好像就是擁有一個學位成為了必要條件。
其中的主因就是整個藝術界的「討論」和「生產（作品）」，都是受高等教育的框架影響。例如近十至二十年的比較出色的藝術家，他們全部是學院派。加上愈來愈不同領域的知識分子進入藝術圈，例如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經過這些思潮與藝術融入過後，一切都變得「學術化」。所以，我們了解藝術的方式，並不能像以前了解現代主義的方式般個人化。例如當你觀賞一幅畫後說不能單憑直覺說喜歡與否。因為你需要了解創作者背後的研究成果後，方能定論，整個觀賞過程變得具有「知識功能」。現時藝術圈的風潮 — — 如果不接受學院訓練，你便不知道如何著手創作，甚至不懂如何欣賞你的同窗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認為「現代主義」產生了不一樣的效果，就是你真的不用學習所謂的藝術史或純藝術（學科），也可以進很創作。因為它追求的是一種帶有動物性的（自然）反應的創作方式。所以，當你有太多知識的時候，變相「直覺」便會溜走了。因此，我覺得「知識」和「直覺」之間需要找出一個平衡點。現在當代藝術圈裡所流行的討論方式，是你需要有相對的知識了解作品。若然你不介意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如何看待你的作品，而你很真誠地回歸「現代主義」所提倡的直接性，以及論述一種不可言喻的創作直觀，那其實你便不需要背負學院派的「包袱」。
方由: 嗯，就像尚·米榭·巴斯奇亞一樣？
陳: 對的，因為他可以自主並獨立地決那個（作品）價值，創造其價值以及創造幸福感。
方由: 現在香港甚至全球都處於如此緊張的狀態，你怎樣鼓勵學生繼續學習和創作？
陳: 對於這問題，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回答。因為現在的社會運動，基本上都是由年青人主導。當中有很多細節 — — 即是整場運動的操作以及其投入程度，還有對於其他人的日常生活有多大影響等。我作為一個沒有親身參與的局外人，這是一個艱難的判斷。儘管，我曾經嘗試和年輕人作出一些溝通，但是我覺得自己未必有資格評論他們所做的事。
而且，我作為局外的藝術工作者，反而會開始有點擔心，自己還有何等能力繼續指導其他人（學生）如何生活呢？那一刻，我真的有點無所適從。但是，我能夠肯定現在香港所面臨的壓力，就是面對這個被稱為「國家機器」的對手。它的能力非常強大，而且是以「人」為單位作計算，無論你有沒有「大台」（後台）支撐，都是很難應付。不過，相對於一個「國家機器」來說，它只是一個「系統」，這亦是一個有關「強弱懸殊」兵法佈局的議題。
一個變得戲劇化的社會，每天也有極具爭議性的事情在發生，例如大量的流血事件和殘暴的行為，都是一直刺激著我們的神經。所以，在社交媒體上，越來越少藝術家分享自己的創作。因為創作基本上已經變得「無力」感染人心。以前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一直相信「藝術」某程度跟社會保持著關聯。可是，現在我便會開始在思考，例如藝術家進入社會活動後並作出一些社會性的反應，而不是利用「藝術」作出回應，並直接參與這場社會活動並進行抗爭。於我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比面對這種環境的改變，以及其殘酷的社會現實來得強烈。我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都不曾見過這樣的情況。我所看到的是一種類似戰爭狀態的情況。例如當中的流血程度，是以活生生地弄斷你的手作標準，並在傳媒的鏡頭前展示，那我覺得任何藝術行為包括電影也未必能做到。所以，「藝術」在這邏輯裡還可以產生怎樣的化學作用呢？
如果有一天，我的學生對我說：我創作不了。我是完全明白的。因為，你的創作怎會比在眼前真實的流血畫面強烈？
同時我想到，「創作」至少能做到的事是「內向」的傳達。藝術一般是可以作出「外向」的表達，例如我不滿意一些東西，我便可用藝術的方法表達，或是我可以畫一幅畫及演繹一場行為藝術等。我覺得不是每一個香港人都能夠有著同等的理解，但藝術家作為一個敏感的族群，我覺得他們總需要有途徑舒發心情。如果他的工具就是創作，我會明白創作不論是直接針對事件作一個抗爭，或是一種逃避（例如我真的想離開啊，究竟想怎樣？），這一切都是一種表達方式。我深信「藝術」一直有兩個面向，一是向外表達訴求，另一面是自我療癒。我覺得在社交媒體裡比較少看到就是自我療癒的部分。而我經常覺得不一定全部感受都給需要所有人看到。我看到現在的藝術學生對「創作」都有著很多疑問，就是究竟藝術有什麼作用？
我同意和明白在藝術家的訓練裡，有一些思想是被嵌入腦袋之中，例如「現代主義」以後所產生的藝術家，以及整個藝術史的編撰或是對藝術家的看法等，基本上也是偏向「左翼」，「左翼」的意思並不是「左派」，而是傾向同情「弱勢」，而藝術家的地位由始至終也是處於「弱勢」。藝術家永遠都是最敏銳的。我看到有很多藝術家已經轉移了陣地，或者重新審視自己所做的作品與當今社有多少關聯。當然，「香港」在這些政治事件裡面只是一個「初哥」。如果你去過柏林便會明白，觀看柏林藝術家的作品時，你會感到不舒服，因為這個城市的創傷嚴重地影響藝術家的創作成果，並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這樣，我便會開始明白，以前觀賞一些作品時感到不舒服的原因，其實是自身情緒表達上的一種需求。而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正是對於生活安逸的城市人和藝術家不能明白的要點。我覺得「香港」正在吸取這一個教訓。我現在只能夠思考「藝術」在這個後創傷時期，到底還有什麼功能呢？這件事情終究會過去，但並不是需要忘記。而是，它停下來過後，人們最終因此感到會疲累。那疲累過後，人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覺得這問題值得大家思考。而香港的藝術往後並不會再像以前那般「風花雪月」，一切都會開始變得有份量（沉重）。